總的說來，自傳文學在德國的興起與發(fā)展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相似，也是以資產階級作為新生階級的覺醒為前提的。雖然受到諸侯割據(jù)局面的制約，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(fā)展長期落后于意大利、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，但到了16世紀，“隨著市民階層和城市的社會與經(jīng)濟地位的上升，他們很快成了自我管理的載體，成了帝國和國家法制機構的成員，也就成了現(xiàn)代國家觀念和自由民主的搖籃……市民階層的興盛時期是中世紀中期和末期，亦即當他們成為教育與文化的載體(哥特式、工匠詩歌等)的時候”。

  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(fā)展首先造就了一批從經(jīng)濟角度思考和行動、不斷追求自身利益和自由的人，這便是資產者(Bourgeois)。這些人的大特征之一便是對個人、對自身行為和作用的強烈興趣。這一時期，商人的賬本中開始夾雜有關個人經(jīng)歷的記錄或者遺產分配的備忘錄，之后又逐漸有了家庭大事記和私人日記。在此基礎上發(fā)展起來的自傳文學與其他傳記文學作品諸如回憶錄等之間的根本區(qū)別在于，在自傳文學中，作者處于核心地位，在整個寫作過程之中，作者既是回憶的主體，又是被回憶的客體。正因為如此，有人認為，“資產階級自傳文學的歷史是以他們的主體史為前提的。”這一時期

的德國自傳文學反映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生階層的覺悟過程，是處在特定歷史環(huán)境中的個體自我覺醒的真實寫照。黑格爾曾把18世紀特定歷史環(huán)境下的個體自我覺醒稱做“人與自身的和解”，認為“人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知識，他的活動、權利、財產和他對自身信任的原則”自宗教改革起就開始誕生了，但由于德國社會發(fā)展的特殊性，尤其是17世紀的30年戰(zhàn)爭帶給剛剛崛起的資產階級致命的打擊，使得人的這種自我發(fā)現(xiàn)和“與自身的和解”過程進展得十分艱難。即使到了各種革新思潮風起云涌的18世紀，自傳文學中的自我覺醒在發(fā)展的同時仍充滿矛盾和潛在危機。

    概括而言，18世紀德國自傳文學分為建立于虔信主義基督教信仰之上的“天意引導”型和受啟蒙主義思潮影響的“心理分析”型兩種。后者由前者發(fā)展而來，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(lián)，同時又是對前者的反叛和超越。筆者在本文中所要嘗試的，便是從個體自我意識覺醒的角度出發(fā)，通過對18世紀重要的兩部自傳作品——J．H．榮一施笛林的《傳記》和K．P．莫利茨的《安東·萊瑟爾》的分析和評述，揭示18世紀自傳文學對于德國在特定歷史環(huán)境下個體自我覺醒的特殊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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